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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于轼:八十自述

发布时间: 2015-01-20    作者:wangy086


:茅于轼:八十自述作者:雪卷风升
  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?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。最近我得出结论,确实有所不同。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。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。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。而我却等不及,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。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,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。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。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,在传送道上往前走。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(有别人挡道)就停下来了,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。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,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。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,只要看一点,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。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,学历是高是低,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。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,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。 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。我们3:45就上了飞机,要飞三个小时。可是起飞不久,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,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。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。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。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。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。 我的爸爸妈妈 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,妈妈名叫陈景湘,都是1902年出生,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。爸爸活到1990年,妈妈活到1992年。妈妈生我们四个兄弟姐妹,我是老大,老二叫茅于杭,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,老三叫茅于兰(女)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,小弟弟叫茅于海,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,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。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。 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,是中国的桥梁专家,是我的二伯父。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。大伯父叫茅以南,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。他早年留学日本,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。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,大房有八个,二房有七个,再加我们这房四个。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三个右派,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。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。我还有一位姑妈,叫茅以纯,她很不幸,在抗战中1941年去世了,活了不到四十岁,她生了二个儿子,姓戴。 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,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。曾著文“江浙联军光复南京”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。他死得很早,只活了六十多岁,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,那时候我们在杭州。爸爸特别去南京奔丧。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。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,鼓励我写好字。每天要写一张大字,她在上面批圈,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。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,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,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。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。终年七十。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。虽然居家贫困,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。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留学生。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。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,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,生活过得很舒坦。 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,他原在唐山交大,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。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,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。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。回到南京老家,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。本来应该很赚钱,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,公私业务繁忙,对修车的需求很强。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,强买强卖,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。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,反而被抓去坐牢。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(浙赣铁路的前身)工作,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。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。从那时起,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。他主持浙赣,粤汉,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,去日本购买机车,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。开办柳江机厂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,一丝不苟,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,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。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,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,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,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(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)。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。但是非党人士是得不到信任的,有职无权。所以解放后虽然他满腔热情,但是没有可能作成什么事。后来政治运动不断,更谈不上做事了。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,还当过政协委员,待遇按副部级安排。 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。解放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,各个国家的都有。各国的标准不同,车辆就无法连接。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,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。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,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,不能统一备制。标准化的工作从解放前一直继续到解放后,做了几十年。他在工作作风方面,廉洁奉公,宽以待人,严以律己,对人富有同情心。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。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。 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。陈章看上了他,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。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。陈家也是苏州名门。我的外祖父陈希濂(舲诗)是光绪时的进士,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。陈章教了一辈子书,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,解放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。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,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,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,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(相当于人大代表)。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。  我妈妈一生多病,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,维持全家的生活,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。她机智幽默,爱护子女。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,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。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,都有留学生的背景(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),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,平等,开放,崇信科学。 一辈子的“吃”  过去的八十年里,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。在我开始记事之前,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。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,一个月拿近五百块钱,家里有两个保姆。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,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。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。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,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。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。我们小学生去慰问,送面包给他们吃。有些轻伤的伤兵的伤好一点之后,就自由上街。他们有时候闹事,打人。他们的心情很不好,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,今后的生活怎么办。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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